初试锋芒
农历六月十三日，为了加强对都察院的控制，皇太极又任命国舅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在最高长官都察院承政之外，皇太极又陆续设立了参政、理事等官职，各官名额不定。
两位都察院参政上任一个月左右，便联合参奏了皇太极御前护驾官员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等人。这一天皇太极准备外出，而身为护驾官员的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等人却未能及时跟随在皇太极的身边进行护卫。等到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等人匆忙赶来之时，阿什达尔汉和张存礼当着皇太极的面，怒斥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等人说：“你们是护驾之人，怎么可以擅离职守而比皇帝来得晚呢！”话音未落，命人将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等人逐出皇宫大门——大清门之外，扭送刑部议罪。
都察院两位新官上任，先拿皇太极的御前侍卫官员开刀，这无疑是一个警告的信号：诸王、贝勒、大臣们，都要独善其身，好自为之了。
都察院的官员们，下一个刀锋所指，是六部的官员们。
他们先是参奏刑部官员郎位贪赃枉法，随后弹劾吏部承政李延庚行为不端，接着检举工部在建造房屋安顿前来归附的人口时，玩忽职守、以权谋私。
躲不开的双刃伤
皇太极在为都察院官员的恪尽职守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禁有隐隐的担心：都察院诸人如此锋芒毕露，必然会反被自己的刀气所伤。长此以往，都察院官员们会被其他衙门的官员所排斥，甚至被孤立和抛弃。皇太极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都察院半途夭折，可是有些话又不好对两位承政说得过于明白，于是他开始有意引导都察院诸官员的注意力，让都察院官员与其他衙门官员共同处理一些政事，而暂时不再将全部精力放在对其他部门与官员的参劾与检举上面。
就这样，都察院在繁忙的派遣公务中，相对平静地度过了崇德二年。谁知崇德三年（1638年）新年伊始，张存礼等人又给皇太极出了一个大难题。
张存礼、祖可法等人上疏弹劾户部承政韩大勋监守自盗，盗用金库财物，恣意荒淫，纵情声色，行为不检。这让皇太极感到颇为头疼。
韩大勋是大凌河城归降明军官员中的重要一员，一向深得皇太极的信任，今被其家人举报贪污，证据确凿，论罪当死，可处死韩大勋，皇太极舍得舍不得还不是主要问题，引起归降诸人“人人自危”的话，事情就严重了。皇太极本想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都察院诸人不依不饶，揪住不放，一再上疏请求将韩大勋正法，以儆效尤。
被逼无奈之下，皇太极命免去韩大勋的死罪，革职了事。
韩大勋事件让皇太极动了整饬都察院的心思：设置都察院的初衷是为了监督控制诸王、贝勒、大臣等，但现在的情况却是都察院官员们不能洞察皇上的心思，与皇帝配合的不仅不够默契，反而有添乱的嫌疑。
皇太极的“杀威棒”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农历七月，礼部侍郎祝世昌上疏陈奏，建议禁止将妇女卖给乐户为娼的做法。皇太极龙颜大怒，指责祝世昌包庇汉人，身在大清，心却向明。而都察院官员张存礼、祖可法等人也遭到申斥：你们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为国尽忠，那么凡有所见所闻就应当立即秉公奏报，可是你们在听到了祝世昌的狂谬言论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奏报，这难道不是你们作为都察院官员的一个重大过失吗？
同月，皇太极接受范文程、希福等人的建议，命令主管吏部事务的多尔衮对所有衙门进行改革，这其中包括调整都察部官员：国舅阿什达尔汉成为都察院最高长官，张存礼下降为他的副手，这样皇太极不仅加强了对都察院的控制，对都察院诸官员也是一次警告。
经过这次不大不小的挫折，都察院诸人逐渐明白了皇太极的用意：行使监督百官、参劾不法官员的职责是分内的事，但是要有大局观念，要在皇太极的通盘运作下，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